"内举避亲”是一种美德

内举避亲”是一“种美德

“十亩之宅，五亩之园，有水一池，有竹千竿。勿谓土狭，勿谓地偏。足以容膝，足以息肩。有堂有庭，有桥有船。有诗有酒，有歌有弦。有叟在中，风神飘然。安分之足，外无求焉。如鸟择木，姑务巢安。如鱼在沼，不知海宽。云鹤怪石，紫菱白莲。时饮一杯，或吟一篇。妻孥熙熙，鸡犬闲闲。悠哉悠哉，终老其间。” 这是清康熙时期文渊阁大学士（相当于宰相）陈廷敬写给其胞弟陈廷愫的一封家书，读后发人深省。

陈廷敬的陈氏家族，是山西晋城的一官宦世家，也是北方著名的文化大家族。明清两朝，曾有九人中进士、六人入翰林，素有“德积一门九进士、恩荣三代六翰林”的美誉。清康熙四十三（公元1704）年，陈廷愫在武安县任知县已达六年，他内存仁心，外行仁政，深得民心，民呼“陈青天”。任期届满后，他便给在京做官的大哥陈廷敬写信，想让他在京为自己谋一官职。陈廷敬为清朝重臣、康熙股肱，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位高权重，为自己的亲兄弟谋个一官半职本是一句话的事。然而，陈廷敬却给胞弟写了这样的一封家书，婉转地说知足常乐，劝他不要跑官，还是回老家管理庄园、奉养父母、以诗书为伴、享受清风明月为好。陈廷愫依兄言返回故里，以终天年。由此，陈廷敬留下了“内举避亲”的佳话。

之所以说“内举避亲”是一种美德，是因为这是对通过亲情关系而走向官场行为的自觉背叛。远的不说，自秦始皇“扫六合”天下归一、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开始，就明显有了官与民的分野。在群雄逐鹿、问鼎中原的年代，许多“官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牺牲的象征词，所谓“文死谏、武死战”即是。但到了休养生息、尤其是和平盛世，“官”的职责主要在于管理，这就为以权谋私留下了很大空间。因此，有些人都把它当做“润家之宝”，通过多种渠道跑官、甚至买官，试图进入官场。战乱时期，如果“内举”，将自己的亲人送往战场，是一种美德；而在盛世如果“内举”，尽管自己的亲人是个人才，也会如瓜田纳履、李下整冠一般，落下嫌疑。中华民族有个传统意识，将经过“十年寒窗苦”博得功名视为正途，认定凭政绩被擢升天经地义。而对跑官的行为历来都嗤之以鼻。大凡理学名儒，都非常注重修身敦行，淳厚、谨慎是其基本处世作风。为了避嫌，陈廷敬放弃了自家的光宗耀祖，婉转而又坚决地不为胞弟说项，这在相互倾轧、盛行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的官场是十分罕见而又难能可贵的。

“内举避亲”的美德，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举止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毛泽东同志的一些亲友来信，想通过他找份工作干，他对秘书说：“我们共产党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。一个人当了官，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。否则，我们就会脱离群众，就会和蒋介石一样垮台。”随后，他定了“四不”约法，凡是找他安排工作的亲友，一律不介绍、不推荐、不说话、不写信。谢觉哉同志更为有趣。建国初期，他为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负责人，且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。二十多年未见面的儿子来信说要进京，想让在京做“大官”的他给谋个事情做，他却写了一封家书，称自己是一个“焦官”，即没有油水、两袖清风的官，劝说儿子“不忙起身”，硬是阻拦在家。 这种美德的弘扬，能为我们干部的选拔任用拆除一道权势的樊篱，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跑官、要官的歪风，为公平、公正及阳光选“官”辟开了一条通途，人不分贵贱、士不分尊卑，都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进行竞选。毋庸置疑，这对于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。

“风霜历后含苞实，只有丹心老不迷”（陈廷敬《赐石榴子诗》）。如同其他美德一样，“内举避亲”美德的养成，来源于对信仰的忠诚。当然，在不同的社会，“忠”有不同的含意。陈敬廷一生“累沐圣恩”，他的“忠”主要是忠于朝廷，同时，封建官场相互倾轧，客观环境逼使他不得不为官勤慎；而我们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，我们的“忠”，则是忠于党、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。因此，每位共产党的“官”更应慎独、避嫌，涵养“内举避亲”美德，确立“人才者，国家之桢干”的观念，自觉地做到不为自己的子女及亲戚写条子、打电话，为我们党选拔干部程序的正常运行排除障碍。否则，我们会在皇城相府陈廷敬的家书面前汗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