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家难了身后事

富家难了身后事

这个世界很奇怪。一个人，倘若穷如陶渊明，潦倒一生，只有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”，“身后事”很容易顺利了却；若贵如王、谢，赫赫一生，置了万贯家产，其“身后事”在“了”时反而比较麻烦。

比如季羡林先生。他既是令人尊敬的名人，又是令人艳羡的富人。

季羡林先生驾鹤归西了，他给世人留下了双重遗产，都很丰厚。一是“十大学术”成就和温厚敬诚的治学境界，这种财富博大精深，由我们国人及全人类继承，进一步地研究、挖掘，充实我们的精神文化殿堂，这没有问题。一是收藏的名人字画、名人信扎、珍藏版古籍、古墨及田黄、田白、白芙蓉等艺术品及先生本人写的字、手稿等，这些都有很高的价值、有的甚至是无价之宝；还有数以百万元计的稿费及朋友赠送的钱物等。季家在继承这些遗产时就出了问题。

先是与北大的纷争。2001年，季先生与北大签订了捐赠协议，表示要把自己的书籍、手稿和字画全部捐献给北大；而季先生的独子季承拿着季先生签名盖章的字条，找到北大，要求北大把季老的一切字画、书籍、手稿等全部交给他，否则对簿公堂。继之与季老的秘书反目。十三年前，李玉洁担任季羡林的秘书。季承公开称：李玉洁偷了一些字画，藏在她的住处；李玉洁背后说他的坏话，阻挠他们父子见面；李玉洁管理季先生收藏品的目录不清，最大的一笔25万元的存款被李玉洁隐瞒了；又说在李玉洁之后接管季羡林秘书一职的杨锐手中大概有184张字画目前下落不明。还有偷乌龟事件。当季羡林追悼会接近尾声时，一位自称季老学生、北大教授的白衣女子大喊：“钱文忠要偷季老的乌龟！”钱文忠师从季羡林。据说，季羡林的管家带着季老的宠物——猫和乌龟向季老告别，钱文忠将乌龟偷走（《燕赵都市报》）。季老用他的智慧、人格、声望凝聚起来的和谐氛围，霎时变成“四海翻腾云水怒”，造成混乱的局面。

其实，虽说富家的“身后事”难“了”，但并非难如“挟泰山而超北海”，只要当事人有个宽大的胸怀、平常的心，是能够妥善了却的。 继承人努力维护自己的合法继承权，这无可厚非；但在选择“了”的方式上不能令人遗憾，使安眠的人蒙羞。季承不是也打算要把季老的大部分遗产捐献给社会吗？倘若多想一下父亲与北大的情结，从而在处理与北大的问题上大度一些；季承不是与父亲关系很僵、十数年没有膝下尽孝了吗？倘若多想一下两个秘书在父亲孤独的时候而与其相濡以沫，何况李玉洁还因中风在住院，从而言行不要那么“绝”；不就是一只乌龟吗？如果真有其事，那位自称是“季老的学生”的白衣女子倘若能换位思考：或许钱文忠是思师心切，想留季老的乌龟做纪念，从而不要视其为“贼”而喊“偷”。用这样“缓冲”的办法来“了”“身后事”，就变难为易了。

在这里，听听季老与温总理的这番对话，或许更能受到启发。

2006年8月6日，季羡林在温家宝总理为他祝贺95岁生日时说：“我们讲和谐，不仅要人与人和谐，人与自然和谐，还要人内心和谐。”温总理赞成地说道：“人内心和谐，就是主观和客观、个人与集体、个人与社会、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。”

我认为，做到这一点，首要的是自己首先要摆平自己的七情六欲。七情六欲，人皆有之。在种种欲望的诱惑下，要保持情绪的平衡，得之“大喜”不要“过望”，失之“恼羞”不要“成怒”。人间事物很复杂，“我的是我的但未必就是我的；你的是你的但未必就是你的”。父母给留下了巨额遗产，让自己继承，这自然“是我的”；但人生一日不过三顿饭，一宿无非三尺床，除了日常消费外，其余一切都是社会的，纵便“依法”全部继承到手，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，天年以后“眼一闭，不睁”，这些都带不了去，也就不是“我的”了。如果固执地锱铢必较，非要百分之百地保全“我的”不可，否则恼羞成怒，带去的和给子女留下的只是友人反目、“兄弟阋于墙”和家庭、社会“人圈”的解体。聪悟者如比尔盖茨，退休后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家580亿美元的资产捐给了社会福利慈善机构，称为“裸捐”。相比之下，还有什么不能尊重父辈的意愿，用温和的方式解决个人与集体的问题呢？还有什么不能宽容一下自家“人圈”里的一些行为呢？只有“内心和谐”才能扩大自己生存的社会空间；只有“内心和谐”，方才懂得，“了”了“身后事”，家庭和睦、与父辈的友人关系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密切、融洽，会比什么都珍贵。

苟能这样做，对国家、社会、家庭、个人都有益。我相信，季承是能够想得通的。同时，我也希望那些为了争夺遗产而兄弟反目者、为了几件房子而不葬爹娘者、为了得到银行的存款而骂个狗血喷头、从而爹娘尸骨未寒而家庭分崩离析者，都要“内心和谐”，把亲情看重些，把遗产看淡些，妥善地了却父母的“身后事”。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”？用句武安的土话说，“不要让邻家背舍掂自己的分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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